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笔似有神力，写什么，什么都精彩。写作余暇，汪先生做什么呢？唱京剧，哼昆曲，韵味十足。兴致好时，也作书画。其书画，简洁明快，遣兴自娱，颇见文人书画气息。他画画，不惯设色，以素净为主。想着画什么，顺手裁张j9九游会 - 真人游戏第一品牌，就着案头笔墨，随心所欲地涂抹一番。画完，落款，钤印，歪着头，近看远观，然后一笑，起身往客人多的桌边坐下闲聊，再不管刚才大作的去向，洒脱得很。
笔者见过汪先生作书画，他间时谈笑，想画就画，不想画就闲聊，不像某些“大师”拿捏端谱，弄得一旁伺候的诸位心惊胆颤，手足无措。汪先生儒雅如如，观者轻松，大家融融洽洽，一如取凉于扇，不若清风自来，气氛自然温馨乃尔。
听汪先生说，他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书画天生有亲和力，这是“内因”。“外因”有二，一是受他画家父亲的影响，相信人对物若有感触，可以怡情笔墨于纸，心照通灵；二是自己人生坎坷，经常居无定处，巧了，无论在哪儿，偏偏都跟画画连在一起。年幼在家，跟着父亲画画刻印；上学，几位老师都爱画，自己也跟着画花草鱼虫。当“右派”时去沙沟子劳动，莳葡萄，就画葡萄。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就画马铃薯，画过马铃薯的《图谱》，品种有百十来种之多，堪称“马铃薯图谱之最”。后来种口蘑，又画《口蘑图谱》……反正只要想画，伸手又能抓着笔墨纸砚的话，必定挥洒一番。最困难时，没有书画印章，怎么办？弄点红颜色，自己画印章，聊以补白，尽兴而已。沽源，原清代传递军书公文的驿站，又称军台。清代官员犯了罪，敕令“发往军台效力”，多半从这儿开始流放之旅。汪先生画马铃薯《图谱》时，就用红颜色画过“军台效力”、“塞外山药”等闲章，调侃遣兴，自得其乐。
书画评论家素有“文人画钤印纷杂”的议论，但文人汪先生的书画，从不乱钤闲章。书房案头常备“人书俱老”和“岭上多白云”等朱文闲章，有时取出一二，在刚画好的画上比试比试，想想又放下不用，自个儿一乐。问何故，答曰：“我一向反对‘插队’，图章也随我。不合适，决不乱插，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汪先生是高邮人，他说的“插队”，即排队不按先后顺序的强行插入，北方人叫“加塞儿”。书画闲章本作点缀，如果印语精警又钤印位置恰当，可收崭然点醒之妙。倘若钤盖不到位，横盖竖插，满幅落花，效果适得其反，亦是添乱。汪先生不乱钤印，取决于他崇尚清雅朴素的审美眼光，足见其高明。
汪先生写书法作品，很随意，没这样那样繁琐的讲究，只要“词儿好”。逢着精彩的联语或诗文，情绪上来便手痒，说“这等美妙诗文，不写，简直就是‘浪费’”。汪先生本有散仙风度，书擅行草，虽然走的是传统帖学路子，但师古习法从不肯规循一家。其书内敛外展，清气洋溢，纵笔走中锋，持正瘦劲，也潇洒不拘，毫无黏滞，颇有仙风道骨。问其学书来路，答“一路风景甚佳，目不暇接，何须追究”；见其大字，撇捺舒展如猗猗舞袖，问“可否得力山谷（黄庭坚）行草”，答“也不尽然”；问“何时写作，何时书画”，答“都是自由职业，各不相干，随遇而安，统属自愿”。问“如何创作易得书画佳作”，答“自家顺眼的，都是佳作。若有好酒助兴，情绪饱满，写美妙诗文，通常挥毫即得。若电话打扰，俗客叩门，扫兴败兴，纵古墨佳纸，也一幅不成。”
汪先生说他冠名作家，其实稍有闲暇特喜欢做的事就是写字画画，写画得意时，无异于作得好诗文，一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书画耕耘的惨淡经营，在汪先生那里，都有慰藉身心的别样欢乐。他曾对笔者说：“我是文人，你是诗人，咱们搞书画，没有专业当行的压力。从事艺术，追求闲适，不就是一个轻松潇洒吗？功夫要下，技巧要讲，但心态要闲适，无意为佳。碰巧有幸，艺事有成，添个乐子而已。那是天赐。反正一句话，成亦乐，不成亦乐，随便随便。”
笔者最欣赏他画上的题款，那种文雅，那份率真，可亲可爱得感人至深。例如他本欲写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意，先突兀挥笔，画了一柄白荷初苞，正想下笔画蜻蜓，因午时腹饥，停笔去厨间烧水，炉火不急，水迟迟不开，便转身回来，画小蜻蜓方振翅离去，题“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汪先生说“我在等水，小蜻蜓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飞走了”。听夫子自道，觉得情景俱活灵活现，信非大作手不得有此雅趣，信非真性情人亦不得有此童心。现在画家写画杨万里此句，几成模式，都画小蜻蜓站立荷苞，呆呆地，千画一律，观者审美疲劳，难免要掉头冷去。看汪先生这幅《蜻蜓小荷》，笔墨极简，趣味涵永，真让观者大开眼界。
汪先生画兰草，题“吴带当风”；画竹，题“胸无成竹”；画紫藤，题“有绦皆曲，无瓣不垂”；画凌霄花，题“凌霄不附树，独立自凌霄”；画秋荷，题“残荷不为雨声留”；画白牡丹两枝，题“玉茗堂前朝复暮，伤心谁续牡丹亭”；画青菜白蒜，题“南人不解食蒜”，皆画趣盎然，语堪深味。有次在***博物馆书画院参加京城书画家公益笔会，会后席间书画家闲聊，笔者谈及汪先生的国画小品，又用了“可亲可爱”四字，大画家汤文选先生问“何以‘可亲可爱’”，笔者遂略述数例，举座服之，汤先生笑道“确实可亲可爱。只是汪先生低调不宣，画人大都不知……”
大约是壬申（1992）年初，《中国作家》拟发作家书画，选刊了汪先生一幅画，邀请他写几句有关“作家画”的话。汪先生写了一首五言古风：“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此诗配画，真挚如同老友对面话语，亲切动人。诗结尾有两句借用了南朝齐梁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先生一向对这位才学富赡，不媚权贵并耻与丑俗同流的学者由衷佩服，特别喜爱这首小诗，常用的朱文闲章“岭上多白云”印语即出于此。他说“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丙子（1996）年冬，汪先生曾以行草横幅书72岁所作《岁交春》七律，引首即钤着“岭上多白云”小章。笔者请教“何以在古稀感怀的吟墨上选用此印”，先生说“休得小看这五个字，个中大有清气清骨”。
1992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汉语风’外国人学汉语知识竞赛”期间，逢着憩场，j9九游会 - 真人游戏第一品牌年轻一点的评委都喜欢围着袁世海先生和汪先生闲聊。二位不但妙语连珠，而且识见非凡。当时有位非洲学生用毛笔书写了“先易后难”小条幅，拿来给评委看，袁老先生见“易”字中间横笔过长，立即指出“易”字书写有误。那学生回头问汪先生，他笑道：“你问谁都一样，‘易’字中间横笔不能写长。”这学生很快从书包里翻出一页书法作品的复印件，说“这是中国大书法家写的，瞧这‘易’字”。原来他写错的字还颇有来头，大家正不知说什么好，汪先生侃然道：“书法家无论大小，不管是谁，写错都是错。你跟着他这样写，也是错。懂吗？因为你写的不是‘易’，是‘昜’，那是‘太阳’的古写字！”
指出“易”字写错，眼光；说“不管是谁，写错都是错”，识见；能说出“昜”字是“太阳”的古写字，就远非一般的眼光和识见了。“昜”字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等古器，今已罕用。连当今书法家都未必尽知的“昜”，汪先生能脱口道出，令笔者肃然起敬。电铃声响，大家陆续进场。袁老先生说“有件事总想不明白。这演员上台演戏唱歌，要念了别字错字，那还了得！怎么经常看见书法家写错字悬挂厅堂，也没人管呢？”旁边一位评委插话：“您老没听说‘大师笔下无错字’吗？”汪先生笑道“什么‘大师笔下无错字’？那是为写错字打马虎眼儿的欺世之谈！老出错，还能算大师吗！”
汪先生喜欢画松鼠葡萄，有一幅画，印象极深。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的汪先生被遣送张家口改造思想，曾在多处农场苗圃转辗劳动过。二十六年后，汪先生回忆往事，画了一幅《松鼠葡萄图》，题款：“曾在张家口沙岭子葡萄园劳动三年。1982年再往，葡萄老株俱已伐去矣”，昔日劳动时经历多少磨难坎坷，画中不可得见，画中那正欲纵身一跳的小松鼠和晶莹碧透的两串葡萄，无疑记录了沙岭子劳动期间美好的记忆。人生一世不可能记住所有撞击或蚀刻过心扉的瞬间，即便沙岭子不再回去，即便葡萄老株俱已伐去，再也难觅根株残留的痕迹，但忘记那段生涯的苦涩，肯定不可能比忘怀欢乐容易。汪先生不是失忆者，他宁可记住那些可爱的小松鼠和酸甜的青葡萄，其胸界真无芥蒂。在这前一年，他与友人游湖南桃花源，援笔画菊，题过“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全诗用今昔对举，“曾照”与“重开”，春桃秋菊，衰盛枯荣，借典；又“十年一梦”与今朝“安坐吃茶”，悲喜相照，多少感慨！“j9九游会 - 真人游戏第一品牌有过各种创伤，但j9九游会 - 真人游戏第一品牌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语）。在痛定之后的淡定，那是吾国现代文人的大气。每当面对饱经沧桑，承受过无端是是非非，如汪曾祺先生这样的可敬长者时，望着他们萧疏的白发和坦荡的笑容，笔者都会思考一个问题，是乐观和宽容支撑了希望，还是希望支撑了乐观和宽容？或许吾国文人的清襟清骨，宠辱难忍，更在乎人格的威仪和是非的公正，只要大义大爱惟是，山河长在，就可以随遇而安，就总会有梦。
汪先生搬出“一伸腿都能踢着人”的大杂院，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搬进了蒲黄榆小区，与古文字学家大康（康殷）先生同居一幢楼，用大康的话说“平时咱俩都各自在家趴窝，一东一西，见面不多，都以笔耕为生，都喜好书画，都不会整人，所以这辈子尽挨小人挤兑……”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逝世，文化界都为痛失大才恸惋不已，大康正在病中，当笔者将噩耗告诉他时，他潸然哀叹，“又一个老哥儿们走了。沈从文先走，现在他的学生汪曾祺也随着去了，他们都吃过太多不该吃的苦。咱们不是号称五千年的文化大国、礼义之邦吗？咋这么多人才活得横竖都不顺呢！本想给汪先生刻方印章的，词儿都想好了，‘曾经沧海’，没承想……”不久，汪先生的女儿汪朝找笔者为他父亲书写墓碑，笔者立即推荐大康，认为他才是最佳人选。后来汪朝拜访了大康，他抱病为汪先生夫妇书写了墓碑。两年后，大康也驾鹤西去。如今，大康正楷书写的“高邮汪曾祺之墓 ”那尊碑石，依然在汪先生墓前静静地立着。一墓一碑，犹如老哥儿们俩席地松阴，默默相守，纵往时逝矣，犹可冥心神契，惺惺相惜相钦。
汪先生远行已16年，清明时节，灯下回思，恰合汪先生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的情景，看着他为笔者画的那幅兰花，恍如昨日，喟然缅怀，援笔记之。
（作者为词家、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